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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2-07-0

潞州兵临时军营之中，两批人马相视而立，李元审面色之黑犹如锅底，着对面面沉如水的冯霸，厉声喝道：“冯霸！你裹挟兵马，莫非要造反不成！须知节帅刀下容不得尔等！”

冯霸嗤笑一声：“李慎思，真难为你能把这话说得这般大义凛然，某家倒想问问，你李将军莫非没有造过反？诸位，俺想问大伙儿一句，俺们河北的军镇，底下兵将没有造过反的，有几个呐？几年没有造反的军镇，有几个呐？造反成功的有几成，造反失败的有几成？即便是造反失败的，也只有领兵将校被杀，可曾见到朝廷或者节帅府能把全部参加造反的兵将都斩杀的？啊？！”

李元审一时语塞，脸色越发铁青一片。

说到唐朝，大多数人都必曰“盛唐”，将其与汉朝并列，所谓“强汉盛唐”是也，认为其为中国历史上最强盛的朝代之一。其实这种说法并没有错，唐朝的文治武功及其影响力，是完全配得上这个名声的。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唐朝又有它自己的特殊性，就是前后反差巨大，它的耻辱与光荣，可谓是同样的出类拔萃。所以“盛唐”二字，并不能概括唐朝全貌，相反，这两个字造成了对唐朝历史的片面认识。

事实上，唐朝后一半的历史是耻辱的历史，只是唐朝的耻辱又与晋朝、宋朝这些朝代完全不一样。正所谓“夷狄之夺，晋宋是也；奸臣之篡，汉唐是也。”唐朝之耻，是来自于内乱，而且乱得空前绝后，没有哪个朝代的内乱能比得上唐朝。举个简单的例子，唐朝的首都长安，一共九次沦陷（当然严格来讲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但大体可以这么理解）。这个数字在历朝历代中可谓遥遥领先，除此之外，没有任何一个朝代的首都沦陷次数能达到唐朝的一半。所以仅从这个数字，就能出唐朝的耻辱有多么严重。

然而在这九次首都沦陷中，有七次是藩镇导致的。但唐朝的内乱还远不止藩镇，此外还有宦官、朋党、佛教、仙丹，其每一项“指数”，在中国朝代中都差不多可以排在榜首，乃是名副其实的“五毒俱全”。

这样的话，问题就来了。在别的朝代，首都沦陷，等同于亡国丧钟，他们首都沦陷次数远低于唐朝的原因就是一旦沦陷，基本上就玩完了，别说收复京城东山再起，能暂时不死，苟延残喘多活几天就算很不错了。而唐朝这么一个“五毒俱全”的朝代，虽然首都一次次丢失，但居然还能一次次夺回，并且一坚挺就是一百五十年，更牛的是，这么糟糕的情况下，它对外能依旧保持相对的强势，这是为什么？

其实答案很简单，就是两个字：藩镇。

这并不是什么新鲜的观点，早在《新唐书》中就说“唐自中世以后，收功弭乱，常倚镇兵”。北宋人尹源也说：“夫弱唐者，诸侯也。唐既弱矣，而久不亡者，诸侯维之也。”

可惜人们的注意力往往都集中在藩镇消极一面，忽略了藩镇其实也有积极的一面。赵匡胤就是其中代表，因而才采纳了赵普的建议，将“强干弱枝”作为一个基本国策，其实这么做未免矫枉过正。你把枝枝蔓蔓全给砍了，那么黑云压城之际，谁来给你遮风挡雨呢？所以大宋朝虽然不为藩镇头疼，但却被辽金蒙元折腾。

尹源就批评这种政策“可以施于无事时，镇中国，服豪杰心，苟戎夷侵轶，未必能取胜也。”然后对比了唐宋两朝“唐自中世以来，诸侯皆自募兵训练，出攻入守，上下一志，……故所至多有功。……外兵所习尚皆疆场战斗劳苦之事，死生之命制之于将，故勇，勇而使之战则多利。”而宋朝则是“内兵居京师，日享安逸，加之以赏赉，未尝服甲胄、荷戈戟，不知将帅号令之严，故骄，骄而劳之则怨，以之战则多钝……今之失，失于将太轻，而外兵不足以应敌。”所以，尹源建议朝廷，部分效仿唐朝“重边将之任，使专一军之事”。

尹源的话从侧面说明了为什么唐朝首都屡次沦陷却还能坚挺一百五十年，为什么唐朝后期国力衰弱却依然能败吐蕃、复河湟、击南诏、定安南、驱回鹘。其原因，除了唐朝前期积攒的老本过于雄厚，一时半会挥霍不了之外，藩镇的存在的确是个很重要的因素。

所以说唐朝之耻，是朝廷之耻，却未必是中国之耻。

可是在一般人眼里，“藩镇”俨然成了分裂割据的代名词，唐朝后期一百五十年的历史，就被简化为四个字：“藩镇之乱”，甚至于“名存实亡”。

就像用“盛唐”概括整个唐朝历史一样，这种法也是片面的，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藩镇此物，绝非唐代独有，藩镇之乱的历史也可以说是源远流长。早在西汉，就有七国之乱；在东汉，有军阀混战；在西晋，有八王之乱；甚至于上溯到春秋战国，其实也都是藩镇之乱。可就是不知什么原因，“藩镇”在后世却变成了安史之乱到宋朝建国这两百年历史的专有名词，以至于很多人认为藩镇之乱是唐朝独有，别无分号，这不得不说是一个极大的误解。藩镇的产生和藩镇之乱的形成，都是有着深刻历史背景和社会原因的。

其基本的原因就两个，一是古代通信手段落后；二是中国地大物博。

中国土地面积广阔，各地区间的差异很大，而通信手段又很落后，那么中央如何对地方进行有效控制，就成了一个让历代统治者都很纠结的问题。秦朝是郡县制，汉初是郡国制，后来实行州郡县三级制。但中央为了防止地方权重难制，就要对地方实力进行削弱，于是乎州郡县的数目是越来越多，辖区是越来越小，天下州郡县多得数都数不清。

隋朝统一后废掉了郡这一级行政单位，实行州（郡）县二级制。但州县数目仍然庞大，州的单位论百，县的单位论千。如果全部由中央直接管辖的话，估计皇帝宰相通通累死也管不过来。

那么既要对地方进行有效控制，又还要防止地方权重难制，怎么办？二者之间形成了尖锐的矛盾。但是隋朝速亡，没来得及顾及此事，这个令人纠结的问题就摆在了唐朝统治者面前。如现代通信技术之发达，地方上有什么事几分钟后全国都能知道，可即便如此，倘若废了省，全国地级以上近三百个市归中央直接管辖的话，估计中央也是会蛋疼的。

所以在古代，州县之上另设一级行政单位是必然的选择，也是唯一的选择。于是唐代设“道”，宋代叫“路”，元代叫“行省”，然后“省”这个名称就一直延续到今天。唐代的藩镇，其实就是由“道”演变而来，所以唐代藩镇本质上是一级行政单位，等同于今天的省。区别在于唐朝的“省”权利过大，军事权和行政权统一，所谓“既有其土地，又有其人民，又有其甲兵，又有其财赋”。估摸着，如果今天的省也有这种权利，那也只好叫做藩镇。譬如说海峡那边，撇开某些行政问题不谈，在某种程度上来说，也可以成是一个藩镇。

但唐朝的“道”，毕竟不能完全等同于后来的藩镇，这其中是有一个演变过程的。最初的“道”只是监察区，而不是行政区，朝廷派人巡视天下，检查州县的工作。可既然划分了统治层次，就要给予相应的层次以相应的权利，否则和没划分有什么区别？划了一个省，省长一点权利都没有，那这个省的意义何在？这样和中央直辖有什么区别？所以“道”就自然而然的从监察区变成了州县之上的一级行政实体，通过“道”，朝廷实现对庞大国土的有效控制。

在“道”变成行政实体之后，当时军政是分开的，武将管军事，文官管行政，很简单也很合理。那时候的军事主官叫“行军大总管”、“大都督”，再后来叫“节度使”。行政主官名号就更多了，什么“按察使”、“观察使”、“采访使”、“处置使”，这使那使各种使。

官诸君都知道，唐朝立国前五十年，对外战争那是开疆扩土、威风八面，“天可汗”的名号可不是宣传儒家思想得来的，那是硬生生打出来的威风。总章元年（公元66年）唐朝灭高丽，武功达于极盛。但不料，两年后（670年）在大非川被吐蕃重创，积蓄力量后，唐朝于67年再伐吐蕃，结果兵败承风岭。

这两次大败，迫使唐高宗开始重新思考对外用兵政策。当时朝廷上有三派声音，一派主张和亲罢兵，保境安民；一派主张君子报仇，十年不晚；还一派主张继续进攻，一举灭之。高宗皇帝一时犹豫不决，但最终还是采纳了保守派的意见。从此，唐朝对外战争的指导思想由“开疆”转为“守边”。尽管上去后来的武则天时期、唐玄宗时期、甚至唐武宗时期，唐朝对外依然保持积极攻势，但这种进攻其实已经是战术上的进攻，而不是战略上的进攻了。简而言之，就是以进攻为手段，以防守为目的。

因为对外战争形势出现了这样的变化，在边境地区，唐朝就广设军镇，划分战区。到了玄宗朝，边境上一共划分了九个战区，设立了七八十个军镇。战区这个谁都和道，就相当于今天的军区和省。到了玄宗朝后期，边将开始兼任政府行政职位。比如安禄山除了身兼范阳、平卢、河东三大战区节度使之外，还身兼河北道采访处置使以及云中太守。就连史思明，除了平卢兵马使之外，还兼着北平太守。于是唐代的“道”和“战区”间的区别，就从此开始变得模糊，最后合二为一，没有区别。

由此可见，正是在玄宗朝后期，边将权利膨胀，军政合一，导致战区开始变身藩镇。